本系为探究哲理，融汇东西思想之设置，内容广博，门类滋多，凡百学说，如文、史、政、法、数、理、生、化等，苟有涉猎，均与本系有裨；故在修学上，本不必专选任何科为辅科。但为学者个人需要计，可任选本校所有各科之一为辅课。

——193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简规章

一张“无可挑剔”的北大课表

文 | 陈平原

来源 | 《老北大的故事》

手头有一册《（二十三年度）国立北京大学一览》，乃当年校方印刷的宣传品，供学生选课参考用。翻阅半个世纪前老北大的规章制度，既感汗颜，又多启悟。

看了以下引录的课程表，发布“今不如昔”之类的感慨，不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我更希望的是，略为引申发挥，谈谈大学改革之艰难。

最先引我关注的是，1930年代的北大，并未因炮火临近而苟且教学，其课程设置的完备与教师阵容的强大出乎想象。以我比较熟悉的文学院为例。其时的文学院，包括哲学、教育、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史学等五个系、除了一年级的共同必修课基本英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主要课程由各系自行安排。当年北大施行的是学分制，学生选课有充分的自由。不过，各系均要求学生多选外系的课程，五系之中，气魄最大的还属哲学系。请看“本系简规章”：

本系为探究哲理，融汇东西思想之设置，内容广博，门类滋多，凡百学说，如文、史、政、法、数、理、生、化等，苟有涉猎，均与本系有裨；故在修学上，本不必专选任何科为辅科。但为学者个人需要计，可任选本校所有各科之一为辅课。

由于担心学生选本系课程过多，选他系课程太少而导致“常识不足”“难受触类旁通。彻底解悟之效”，哲学系甚至规定学生除本系课程及共同必修课外，“宜选习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之一门”——这比其它系仍在本院课程中打转，又前进一步。

1918年，北京大学第一院（文科校区）红楼落成

至于任课教师的阵容，我想只需把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全部抄录下来，不用多加解释，便可一目了然。

不管是本系还是外系，上述所有开课的教员，几乎都是当年某一专业领域的顶尖学者。不能说今日学界无贤人，也并非上述诸君的学问无法超越；而是当今中国，无论哪一所著名学府，无论你如何绞尽脑汁，都排不出这么一张课程表。要求所有课程的主讲者，没有一个滥竽充数，这比开列若干“如雷贯耳”的名人要困难得多。

北大红楼大门

与今日的教书先生截然相反，1930年代的大学教授课程多，收入高，生活优越，但很辛苦。据邓云乡的《文化古城旧事》，“当时在各大学教书的人，收入多，钱值钱，因而生活十分优裕”。因为，由学校发聘书的专任教授，月薪一般在三百元以上，像谢国桢这样在家里“天天开饭摆圆桌”，或者像鲍文蔚那样租一个小院子，雇两个女佣和一个厨子，外加一部崭新的包车，实在不算稀奇。谭其骧为书写的代序，以过来人的身份，介绍其时的读书人如何应付吃馆子、听戏两大享受：“通常鱼翅席十二元一桌”，“杨小楼演出票价一块二”。这就难怪邓先生要大胆立论：“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员是当时的天之骄子。”

教授薪水高，自然便于吸引人才。当年的北平，人文荟萃，学人间切磋学术，相接甚欢。只可惜抗战军兴，如此景象一去不返。在炮火连天的映照下，教授的面孔日渐苍白。

既是斗转星移，也就不好乱打保票。即便对北大充满信心的人，大概也不敢轻易断言：到了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我也能开出一张让今人和后人均“无可挑剔”的课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