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1日，《海上四书》新书分享会在上海徐家汇书院举行。两位主讲人——文化学者、作家、资深媒体出版人潘大明，与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国伟，进行了一场关于海派文脉、城市记忆与人文精神的深度对话。

王：为什么叫《海上四书》？

潘：用这四个字纯粹巧合，我生在长在沪上大自鸣钟一带，石库门拥挤的居住环境，提供了丰富的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和众多鲜活的细节。在20岁以前，生活半径未曾超过出生地五公里，出生的妇产科医院在家斜对面，就读的学校临近，即使后来换了好几种工作，也离家不远。这样，导致耳闻目睹的人与事大都集中在这一方寸之间，家门口的那一条大街上的行人，职业、住家，都能知晓个一二。这片土地，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蜗居”成了一种机缘巧合，使笔下的人和事自然而然有了聚焦。

而40多年的码字，形成的作品文章，编书时只能根据不同文体进行分类，归类成四种文体。故顺理成章地用了“海上四书”作为文集名称。

王：海上是上海？还是一个虚拟的空间？

潘：上海的土地由江河泥沙长期淤积而成的，海岸线一直向东推移，古人认为上海是从海上生长出来的；汉语中的“上”有“江河的边侧”之意，“海上”指的是海边。近代以来，“海上”逐渐成为上海的别称。在清代文人中广泛使用，频率高于“沪”或“申”。晚清，上海的文人云集，常用“海上”称上海，有的人就号称自己为海上某某人，有的书名定为《海上花列传》《海上梨园志》《海上名医》等。所以，书称中的海上并非虚拟空间。

王：请谈谈你书中历史的上海，比如七君子，这些人物大部分辉煌时期都发生在上海，他们跟上海构成怎样的关系？

潘：七君子事件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全面抗战前夕爆发在上海震惊中外的事件，也是国民时期一个典型的司法案例。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七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在同一个深夜被捕，被捕的原因是他们鼓动国内一切力量联合起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日本人要挟下逮捕了他们。党人、宋庆龄、左翼人士、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等发出声援并营救，直接引发西安事变。

他们是一批怎样的人呢？老上海里的“新上海人”。他们有的留学归来定居上海；有的大学毕业留在上海；有的移居上海。图谋发展后，成为业界翘楚，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经济上，他们又是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拥有信征所、律师行、书店、学校、图书馆等，处在当时中产阶级的中上端水平，丰裕的物质保障了他们从事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础。上海成就了他们，他们成就了上海。在历史关键时刻，他们挺身而出，使得上海成了宣传、推动全民抗战的中心。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说是惊天动地。

多个侧面、深浅不同地写这些人物，为读者提供这些历史人物的细节，比如鲁迅临终前对记者说了什么；沈钧儒大律师有怎样的癖好，为什么丧妻后不再续弦；史良为什么爱上比她年龄小的丈夫；王造时为什么惨死狱中……这些不是为了猎奇，而是对历史细节的补充。

王：现在的知识阶层跟那段历史相比，有哪些不同？应该如何处事？

潘：时代不同了，要求也不同。那一代知识分子受到的教育与现在不同，格局比较大。我们今天变得精致起来，更注重技术技能的培养，讲究自身利益的实现。

但是，无论时代怎样变化，说真话、办实事；在大义面前敢于取义，削弱甚至放弃个人利益，都是有价值的，构成了上海的城市精神内涵，这内涵一直在延续。

王：你近几年研究的重点好像是淮河文明以及明朝那些事，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件事？对中国历史而言，这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潘：淮河文化与上海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文化受到淮河文化的影响，春申君黄歇、上海城隍老爷秦裕伯，还有现代史上的顾正红和当代近七百万淮河流域的人到上海工作生活。我去淮河寻访近20次，发表过文章、出版过书，也有一些关于那里的文章收入《海上四书》中。这项研究目的是搞清我们怎么来的，才能弄清楚我们要去哪里：解决历史的误读问题，比如华夏族存在时，还有其他族群存在吗？东夷淮夷是同一个族群吗？他们与华夏族、苗蛮的关系？又比如写《淮南子》、发明豆腐的刘安真是守旧叛乱分子？淮河流域万年以来形成的文化堆积层，与文化传承创新的关系。

王：如果说，《海上四书》反映的是你个人心目中的上海，那么在你的人生过程中，是否可以概括你感悟到的上海？

潘：柔和而刚毅；内敛而大气。

王：你的小说卷，好像都把写作的对象对准了市民大众，基本是微观叙事，贴身写作，细节生动。是否可以举例进一步讲述你眼中的上海市民生活？

潘：大概与早年的兴趣、偏好有关，选择了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又由于生活空间的关系，是一种贴身写作。潜伏于小说深处的是人们内心深处对金钱的考量和观念变化，比如小说《老默》《献血记》《饥渴者》等都涉及个人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博弈。经济考量一定程度左右着上海人的行为和处事方法，而我小说的主人公往往取义而舍利。

比金钱观更复杂的是婚姻观，老底子上海父母经常挂在嘴边的是要为子女找“好人家”结婚成家。那么，好人家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好的标准受到时代变化的挑战。

小说描写的人性和细节，恐怕在历史文献中难以寻觅，是对城市历史的补充说明。

王：你进入社会后职业转换多次，每一次转换有什么动机和思考？给当代上海年轻人可以提供哪些经验参考？

潘：我大概换过六七种职业，唯一的愿望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文化，有的主动，有的被动，主动的时候比较多。频繁的职业变动，产生不同的人生体验，为观察生活提供不同的机会，也为自己的成长提供了养料。但是40多年一直不变的就是码字。

1990年代中期，我举家迁徙距城市中心20公里外的地方居住，每天进城上班，看到地平线上这座城市，想象自己变成了一只鸟，俯瞰原木的一个横截面，有外环、中环、内环，似年轮，有许多细密的肌理，多年埋头写的就是这座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肌理，一种隐性的记忆，可以对“大历史”做出补充。

《海上四书》，潘大明 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